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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建設生態文明是一場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革命性變革，實現這樣的變革，必須著力構建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社會組織和公眾共同參與的環境治理體系，并找準著力點，不斷增強環境治理能力。
構建環境治理體系
明確政府是環境治理的主導力量。政府應推動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健全環保信用評價、信息強制性披露、嚴懲重罰等制度，實施大氣污染防治行動，加快水污染防治，強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復，加強固體廢棄物和垃圾處置，通過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后，國家組建生態環境部，負責擬訂并組織實施生態環境政策、規劃和標準，統一負責生態環境監測和執法工作，監督管理污染防治、核與輻射安全，組織開展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等。這一機構將原來分散的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職責統一起來，有助于完善生態文明機制建設，解決突出環境問題，促進地方產業結構升級，切實履行好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職責。
完善企業主體權責配置機制。在環境治理體系中，企業主體力量的發揮，需要通過構建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體系來實現。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加快培育生態環保市場主體，完善市場交易制度，建立體現生態環境價值的制度體系，推動國有資本加大對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方面投入，建立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引導機制。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保護市場化機制，建立自然資源資產有償使用制度，如排污權交易制度、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體系、水權交易制度、用能權交易制度等。健全綠色金融服務體系，完善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制度，支持和引導金融機構建立符合綠色產業和項目特點的信貸管理制度，推動建立銀行綠色信貸業績評價機制等。
提升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積極性。社會組織和公眾在環境治理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通過建立利益相關方的協商機制，使政府在做出環境治理決策時，能夠聽取社會不同利益群體的意見，通過協商、討論、談判等方式達成共識。應優化社會組織作為環境公益訴訟起訴主體資格的適用范圍和條件，鼓勵有條件的社會組織提起環境公益訴訟，更好推動落實環保法律法規。在公民中倡導簡約適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開展創建綠色家庭、綠色社區和綠色出行等行動。
增強環境治理能力
提升環境治理整體化水平。整體化是指系統考慮生態系統的內在運行邏輯，對各個生態要素進行統籌管理、整體保護、綜合治理。治理主體的重整。即通過組建生態環境部，整合明晰國土資源部、水利部、國家海洋局、農業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生態環境監管職責，貫通生態保護和污染防治領域體制機制，從根本上扭轉污染防治領域“九龍治水”格局，以實現生態保護統一監管執法。治理機制的整體化。即通過建立跨區域的環境管理機構和全流域的環境監管機構，加強區域間以及全流域間的聯防聯控治理能力，各地、各級相關部門協同形成合力，因地制宜分析區域、流域環境保護重點難點，實施相應環境保護策略與污染治理措施，完善相應生態補償機制。治理方式的綜合化。即行政主體整合行政手段與市場手段，構建現代化的外部關系，將政府承擔的部分生態責任轉由企業、社會組織承擔，帶動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
提升環境治理法治化水平。法治化必然要求完善的制度體系，這是提高環境治理水平的基礎。應立足于環境基本法，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目標，抓好中央出臺文件的落實，理順環境保護具體制度和管理流程。法治化要求治理主體有充分的法律授權以進行依法治理，需要政府依法行政，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個人依法辦事。要將完善制度體系與政府的執法督察、企業的合法生產以及社會的依法監督相結合，打出相互呼應的“法治組合拳”。應確立環境治理司法保障機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2015年，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在吉林等7個省市部署開展改革試點，取得明顯成效。為進一步在全國范圍內加快構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在總結各地區改革試點實踐經驗基礎上，2017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出臺，標志著政府作為起訴主體對環境破壞者進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制度的建立，也意味著環境治理司法保障體系的初步形成。
提升環境治理科學化水平。一方面，綠色科技創新是當今**范圍內*為活躍的科學領域之一，環境科技體系的逐漸完善，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深刻地去了解各種環境問題的成因，也為人們制定更科學、更有針對性的環境問題解決方案提供理論支撐。要加大綠色科研投入，實現環境治理的科學化和精細化，建立準確完善的環境質量監測體系、靶向準確的污染源監控體系以及準確及時的重大污染預警體系，做到全過程科學化控制。另一方面，在信息化時代，應充分發揮現代信息技術在環境監測、環境治理以及環境執法中的重要工具作用。運用物聯網、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等信息技術，構建環境治理的大數據平臺，加快環境治理電子化發展，提高環境信息處理的運轉效率。同時，將*新的環境數據及時公開在網絡平臺上，方便社會群體有效了解、監督環境治理信息。